【文/吴在俊 译/刘啸云】

韩国的现代史是一部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历史。这个国家从朝鲜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实现了自由民主转型，取得了技术优势（现代、LG、三星等知名品牌就是绝佳的例证），创造了席卷全球的韩流文化。

然而，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实已危机四伏。早在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之前，韩国的经济就已岌岌可危，社会经济裂痕加深。近来，奉俊昊导演的作品《寄生虫》于韩国走红，该片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了现代韩国社会的种种不公：贫富差距在工业国家中位居前列，不幸者债务缠身，年轻人面临失业，老年人普遍贫困，生育率全球垫底，老龄化急速加剧。内忧之上，更兼外患：中国和美国是韩国的头两大贸易伙伴，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持续升级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寄生虫》揭露了韩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与阶级矛盾（图源：《寄生虫》剧照）

韩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如果韩国勇于推进结构性改革，或许能够力挽狂澜；否则，韩国将陷入“欧洲化”甚至“日本化”，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经济长期停滞。

更深层次的挑战是政治领域的挑战。唯有两党协作、全面改革，才能扭转颓势。然而，多年的党争已使韩国两党丧失了互相妥协、建立共识的能力，导致政界无法推出有效政策以应对未来挑战。

长期下滑

韩国一度是“亚洲之虎”，GDP增势强劲，然而，这一辉煌时代早在20年前就已落下帷幕。韩国经济增长率于本世纪初下滑至5%以下，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放缓，今年仅为1.4%，为2009年以来第二低。大衰退后的几年间，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变得愈发明显：以往数十年间，出口和投资曾为韩国经济提供强大动力，使之能够快速从衰退中恢复；但如今，它们对总产出的贡献日趋减弱。

之所以发生上述现象，是因为曾经推动韩国出口屡创新高的力量正在衰退。一方面，近年来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去全球化造成了波及全球的衰退；但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衰退要归咎于韩国特殊的工业结构。韩国经济严重依赖少数几个行业的制造业出口，因此，当其中一些行业趋近成熟、增长空间变小时，韩国经济就会遭受严重冲击。

韩国的经济衰退也与中国有关。中国正崛起为科技强国，这加剧了韩国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另外，韩国的化妆品、智能手机、汽车和信息技术产品曾是中国消费者的心头好，但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量流失。2017年，韩国政府部署美国反导系统，为此，中国对韩国产品采取非关税措施，前往韩国的旅游团逐渐减少，这使韩国的境况雪上加霜。

韩国经济放缓的一大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长期放缓，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一种衡量经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效率等因素的指标）的大幅下滑。相较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其他“亚洲之虎”，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明显较低。以单个劳动力在单位工时的产出为标准，2019年，韩国工人的生产率仅为美国的一半，全要素生产率仅为美国的37%，这一差距延续至今。由于韩国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物质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仅靠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无法显著提高生产率。全球化鼎盛时期那辉煌的出口增长和投资水平已然一去不返。

致使韩国生产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是僵化的产品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欠佳的制度。过时的商业法规、过高的创业壁垒以及财团的垄断，导致企业陷入恶性竞争，使创新创业精神遭到扼杀。繁文缛节的行政规章、论资排辈的薪酬安排以及僵化的人事制度（包括对雇员尤其是工会雇员的有力保护），使企业难以迅速调整员工结构，以适应新兴技术和商业机会。因此，韩国青年大量失业，企业主为规避名目繁多的要求与限制而大量雇佣临时合同工，根据去年数据，这些非正式工人在韩国总劳动力中的占比已高达37.5％。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网站3月20日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2月，韩国15至29岁选择“休息”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求职者和失业者除外）总计49.7万人。图自韩联社

韩国公权力同样面临制度问题。要让经济充满活力、敢于创新，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极具公信力、严管寻租和腐败的政府，而韩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例如，韩国民众普遍怀疑司法系统腐败，任由权贵滥用职权。鉴于无法升迁的法官常常辞职加入财团的法务团队，上述指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

韩国的教育系统也未能紧跟时代步伐，并未向学生传授批判性思维和基本科技常识，而是一味强迫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经济的基石是创新思维和学科交叉，这种因循守旧的教育系统无法为知识经济提供土壤。因此，尽管韩国25至34岁人口的高等教育率高踞全球榜首，却并未在科创领域取得可观的成就。

好在，只要能突破这些结构性瓶颈，就能实现生产率的激增，进而带动经济增长。韩国服务业正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但颇具潜力。服务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缺乏融资渠道、研发投资不足、大型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以及过度监管带来的困扰，受上述因素影响，服务业的生产率仅为制造业的一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监管阻碍了新技术和新企业的发展。以Tada（韩国的一家拼车服务提供商）为例，其用户数量近年呈爆炸性增长，一度突破170万大关；然而，2020年，为回应老牌出租车运营商的批评，韩国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新规定，要求司机持有出租车执照，很快，Tada就破产了。严格的金融监管虽然旨在保障金融稳定，却阻碍、减缓了韩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例如，银行业相关规定长期致力于限制互联网银行的规模，禁止其从科技公司和其他非金融企业筹集超过4%的资本，立法者历经两年努力才于2018年将该限制提高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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